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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反腐风暴席卷全国，半年内山西8位省部级干部落马，举国震惊。在被查的8名省级干部中，两名由吕梁市委书记升任，另有一名曾在吕梁工作过三年。

吕梁成了舆论漩涡的中心。三名履历吕梁的省委常委和多名当地首富被带走调查。新上任的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将之称为“塌方式腐败”。

2001年亚洲经济危机后，全球恢复性增长，丰富的地下矿产给吕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，十余年的时间里，这个革命老区从全省最贫困的地区跃居山西全省第二经济大市。吕梁的商人们依托不可复制的资源煤炭，不断刷新能源首富的排行榜，同时也在不断加深与官员利益互动。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关系网，金钱与权力在网络上传递交易着。欲望、腐朽在这里肆意膨胀，直至成为一个庞然巨物。

多家新闻媒体报道隐约指出，聂春玉、杜善学升任省委常委与商人运作有关。2009年吕梁市公选县长，一位落选副县长曾对此进行过揭露。这位参选者以副县长的身份发表网贴，称公选一位县长的投资超过千万。一时全省哗然，纷纷指责吕梁“哄抬物价”。

2014年8月23日，山西省委常委、省委秘书长的聂春玉被双规。此时，距2009年公选县长时，已过去整整5年，当地人将聂的双规称为“迟到的裁决”。

2009年入秋之际，吕梁市决定在当地13县副县级干部中公开选拔县委书记与县长候选人。县、市及市委常委3级推选的程序中，却出现巨额贿选。一位参选者以副县长的身份在网上公开爆料，称自己花了四百多万，却只走到了第二步，而最终胜出者至少需要付出千万之巨。一时之间，这篇《一顶乌纱帽，千万雪花银》的贴子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。据《廉政瞭望》报道，时任吕梁市委书记的聂春玉没有追究发帖者的责任，还竭力将那些落选者安排到市里各局担任局长，甚至亲自出面，找那些花了钱却落选的干部谈话，劝他们“丢掉包袱，轻装上阵。”

之后两次调查，最终以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结案。这一人尽皆知的事件遂如石沉大海，再无半点波澜。

成功平息这一危机，使得当地人愈觉聂春玉“神通广大”。2011年1月，山西省委常委出现空缺后，聂春玉升任，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。

从吕梁行署专员到市委书记，聂春玉在吕梁的8年，正值吕梁经济腾飞的黄金十年。从贫困到经济腾飞，经历巨变的革命老区成了政商同盟的舞台，聂春玉正是同盟的核心。

在聂之后，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、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贾廷亮，以及吕梁市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邸存喜、现任董事长郭继平等，在数天内相继被带走配合调查。而在聂之前，原吕梁市委书记、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，副市长张中生，华润联盛董事长邢利斌，吕梁市人大副主任郑明珠等已被调查。

2003年起，这个圈子就在山西展现出惊人的能量。当年身价寥寥的煤老板纷纷转身成为资产上百亿的山西巨贾。核心商人邢利斌发展最快，资产从不足千万跃升至600亿。

圈中的官员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。2011年，吕梁政商圈把市委书记聂春玉拱上省委常委之位。随后，在竞争中败于聂春玉的长治市委书记杜善学，平调吕梁。继任10个月后，杜善学从吕梁升任省委常委。

一年之中，吕梁两任市委书记力压9市及诸多省直单位一把手，升任省委常委，使得吕梁成为升官的金字招牌。

强大的实力，让人难以相信吕梁政商圈会最终步入坍塌，甚至当最为核心的商人邢利斌被带走调查时，都没人认为这最后会引发连锁反应。

然而，这正是对政商圈最为致命的打击。邢于2014年3月12日被捕，有超级掮客之名的北大青鸟执行总裁苏达仁亦被带走调查。邢与苏来往密切，两人同时被查，标志着吕梁政商圈子的运作途径被堵死。

随后，大厦开始崩塌。3月邢被带走后，5月张中生再次被带走调查。6月，曾一力主张离柳焦煤集团与北大青鸟合作的杜善学被双规。8月的最后一个周未，宣布聂春玉被双规。

2002年，煤炭经济终于从亚洲经济危机的阴霾中走出。金牛能源2002年的报告数据显示,那年焦煤、肥煤、电煤等各煤种平均销售价为198.80元/吨，而且还在一直上涨。

煤炭的“黄金十年”真正开始，但吕梁因为交通不便，加之煤层较深，未被南方投资者关注，发展远远滞后于晋南。吕梁开始动用自有民间资本来盘活资源经济。坐拥4#、5#焦煤的柳林县率先开启了国营煤矿卖给个人经营的试验，当时最大的煤矿“兴无”成为首个被拍卖的试验煤矿企业。

一直看好煤炭资源优势的邢利斌，以承诺在当地办学和投资新建水泥厂等为条件，得到权力垂青，获得了国营大矿兴无的所有权。

1990年大学毕业之后，邢利斌随妻子来到经济活跃的中阳县发展，承包了一个国营小铁厂，所有白手起家的商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，当地民间借贷利息最高达到5毛。巨大的金钱上的压力下，谁受到政府的支持更多，谁就会走得更远，分管财政的张中生手中的扶贫款，成为各家眼中的肥肉。但当时的邢利斌并未获得中阳县实力派干部张中生的支持。

善于利用杠杆能量的邢利斌，另辟捷径打开局面。通过向当地干部借高利贷的形式，邢利斌一举解决了资金与人脉的双重困局。

一位好友劝他停止这种饮鸠止渴的做法，但邢利斌的一席话却令好友哑然：“用干部的钱，给他们的利息看起来很高，但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低成本的联络渠道。平时收了钱，我有事找起他们来毫不客气。假如没有高息，我有事找他们办事，恐怕花得钱比高息要高好多倍，而最关键的是我需要资金”。随着邢利斌在当地逐渐打开局面，得到农行系统的大力扶持后，更是如鱼得水，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，其资产已逾2亿。

但杠杆经济在亚洲经济危机来临后全面破裂，邢不得不将焦化厂转让，负债7000万退出中阳回到柳林。

面对兴无拍卖这样的机会，邢利斌自然不肯放弃。拖欠转让款很久之后，邢利斌最后以低价预售兴无煤炭的方式，支付了兴无转让款。

坐拥兴无煤矿15312.3万吨的资源，邢利斌开足了马力，继续杠杆运作。他通过银行贷款与民间借款双管齐下，套取现金疯狂扩张，不断收购当地煤矿。“别人要10万，邢总不仅不还价，还要多给2万。”

1990年，张中生升任中阳县分管财政的副县长。出于对煤炭经济的看好，张也开始了另一种权力杠杆运作--支持亲朋好友成为煤老板。

1969年，17岁的张中生被分配到中阳县粮食局当保管员，他是粮食局里的知识分子，加之勤快能干，第二年便被提拔为粮食局下属的乡粮站站长。

在粮食统筹分配的年代，粮食供应系统就是行业经济的晴雨表，每次煤炭行业起伏，人员增加减少，食物粗精变化，都瞒不过粮食系统。“煤矿是最挣钱的企业”是粮食局职工的基本常识。“粮食系统有这点优势，知道哪个行业吃多少，吃什么，自然知道到挣不挣钱了”。张当年的上司，原粮食局局长高智广1995年退休之后也承包了煤矿。在煤炭最不景气的年代，高都未失去信心，“每吨煤就算是只能卖几块钱，但一个工人一天便可以砍煤十几吨，（当时）一个月工资才挣70元”， “煤炭怎会是不挣钱。全县最好的楼房就是煤炭局修的”。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基础能源，这种观点其后贯穿张中生的官场生涯。

1993年，原山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支树平到暖泉镇下乡扶贫，镇办企业暖泉矿亏损严重，多年开采导致资源濒绝，亟需重开井桶。经过努力，支树平将该矿列入扶贫款支持项目，加上镇政府自筹资金共计460万元，在新煤田上重新打出井桶生产。

但改建完成后，该矿却承包给了张中生的亲家刘志文。这样的事情对张中生来说只是顺手而为。更大的“举手之劳”还在十年之后。

1994年，高智广退居二线，承包了与暖泉矿相邻的赵盘庄矿。高智广历时3年，耗资百万对赵盘庄煤矿做改造，民间借贷利息已翻到800多万元。

但1998年底，国务院下发了《关于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2000年中旬，中阳县成立煤炭行业关井压产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并根据上级指标拟定了11座关闭矿井名单，赵盘庄煤矿列在名单首位。

闭矿后，煤炭市场持续不断的发展，高智广的煤矿因为前期投入较好且煤层高，诸多企业家愿意接手。其中一位女商人最为积极，直接向高智广承诺，除帮忙偿还800余万元的债务外，再多给100万元补偿。

但素有办法的女商人多方活动之后，却四处碰壁，最后逼着县煤炭局一位领导说了实情，原来张中生有意让高智广的矿井关闭。女商人遂对高说，老高，算了吧，找了所有关系，都说你这个矿绝对办不下来手续。

直至2003年，秘密才被揭晓。原来相邻的暖泉矿新建几年后，再次资源枯竭，赵盘矿矿区被划入暖泉矿区。

负债累累搞起来的煤矿，却做了张中生亲家的嫁衣，令高智广悲愤欲绝。失去煤矿后，高无力偿债，穷困潦倒。昔日好友反目成仇，让家人把灵位停在高的门前，至死都不肯原谅他。高智广从此开始上告张中生。

随着全球经济回暖，煤炭、钢铁等基础资源价格暴涨，中国企业大量增产出口。伴随着粗放式生产而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，2004年，环保部决心打击违法生产和五小企业，炼钢所需的焦炭更是成为严控产品。在减少焦炭出口配额和停止退税的政策之下，2004年4月，焦炭价格疯涨至400美元/吨，折合人民币4000元/吨。

激增的市场需求面前，土焦（人工土办法炼焦炭）成为见效最快的途径。而日益严峻的环保压力，让山西各地疲于打击四处冒烟的土焦。

唯有聂春玉公开支持土焦。当时，吕梁信义沟里到处烟囱林立。整个山沟内，至少有数十座土焦炉。但聂春玉公开对外界宣称，这些土焦炉是最新引进的环保型焦炉，不存在污染。

同期，在中阳县扶持了诸多煤老板的县委书记张中生调任行署，担任副专员，分管煤炭生产。

一个迫切发展民营经济的专员，一个熟悉地方特色产业煤炭的副专员，一个善于利用杠杆发展的大学生煤老板，开始在吕梁建立起煤炭王国。

上面有领导大力度支持，再加上恰逢煤炭经济最佳时机，邢利斌把杠杆发挥到了最大， 2003年他通过采用租赁经营、承包经营、买断资产、股份投资等方式使公司越滚越大。那时联盛拥有直属企业13个、控股企业2个,其中煤矿14座，120万吨洗煤厂一个，固定资产达12亿元。

投桃报李，邢不仅在柳林办起了最好的中学，当初承诺的水泥厂也开始建设，他更是不惜重金与太原理工大学合作，在当地盖起了分校，焦化厂、房地产均成为联盛集团多元化发展的重点。

2006年，埋头发展经济，从不过问人事调整的聂春玉接过了市委书记的职务，三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，聂开始完全掌控吕梁。

而紧跟领导发展的邢利斌也获利颇丰，在2007年、2008年两次登上胡润中国能源富豪榜前十，资产已超过40亿。

那时的邢利斌顺风顺水，被授予公益人物，青年企业家，山西首富，大学生煤老板等一系列荣誉，成为青年偶像。而随着他地位日渐提升，许多干部找当地领导无法办成的事情，他只需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。

2007年，邢因骗贷被国家领导人批示严查，被公安部带走的半年时间中，诸多朋友为其奔走，耗资数亿，方才获得一线开脱机会。时任吕梁市委书记的聂春玉通过多方斡旋，最后由山西省人大出面，上书全国人大，以宽待有贡献的企业家为由，让邢把骗贷的7000余万元全部还清脱罪。

两人并不避讳在公众面前展示私人关系。2012年，邢利斌7000万嫁女儿被媒体热炒，引发争议之时，时任统战部长的聂春玉，在一次晋商活动中公开对邢利斌表示支持，指责外界夸大和过度炒作煤老板。

经历2007年的危机之后，邢的人脉反而更加宽广，但也使他转而谋求更大的利益。 2008年的山西煤炭资源整合。在诸多煤老板想方设法成为保留主体时，能量超群的邢利斌却反其道而行之，顺势与华润联合，资金和高层人脉双双实现巨大飞跃。

借此非常大的优势，邢利斌顺势大力扩张，在临县、中阳、交口等地兼并39对矿井。资源重整结束，吕梁地区所有优质主焦煤矿区都归于了华润联盛集团。当时，山西主焦煤价值高达1700元每吨，华润联盛回报堪称天文数字。

背后有诸多政要支持，邢利斌达到了从商以来的目标，一位反对被华润联胜兼并的国营煤矿矿长称，“邢利斌想要哪个矿，聂春玉便给他哪个矿”。

作为回报，邢利斌给当地送来了巨额投资。2009年开始，邢利斌开始在出生地柳林县留誉镇造一座新城。按照最初的设想，这座新城涵盖一个154平方公里的农业园区，数千套住宅和联盛的办公总部。当地上万农民将转为产业工人。

农业园区的52个自然村，邢利斌被带走前已经投资20亿元。柳林镇的高红工业园区和教育园区，亦在2009年后投资达到40亿元。截至2011年，拥有3.6万员工的联盛，累计上缴税金167亿多元。

而分管煤炭的副市长张中生，已然从中阳跃升至吕梁“教父”。2009年，山西诸多煤矿被整合后，处于歇业状态。别的地方煤老板都各奔前程，流离失所，吕梁数十名煤老却在张中生一声号召之下，将50亿资金投进了汾酒厂，入股扩建汾酒厂。获得保留的煤老板从此对聂、张言听计从。

邢利斌除了对政绩工程不遗余力的支持之外，其2007年脱困所获得的丰厚人脉，在聂的升迁上再次发挥效用。聂带着举报升任省委常委后，当地一直有传言，聂的升迁是张中生与邢利斌两个合力向上运作的结果，运作金额高达数千万。

不仅仅是聂。邢身边的人均称，资历不具备非常大的优势，举报缠身的聂、杜二人相继升任省委常委，都与邢的运作有直接关系。聂、杜在任期间，正值华润联盛在吕梁当地疯狂扩张，“邢利斌为人厚道，对关照过自己的领导都会投挑报李”。

2014年中秋之后，邢已被带走半年，多名联盛高管称，半年以来没有一点办案单位来公司针对邢做任何调查，所以无从判断邢所犯何事。而多位接近邢的人士称，随着邢长达半年的配合调查，杜、聂相继入狱应非偶然。

杜善学刚上任，春节假期就在邢利斌家中吃饺子，他以这种积极姿态迅速融入圈子之中。

俯身结交商界，急于用升迁摆脱举报的杜很快如意。上任仅10个月，便与前任市委书记聂春玉在同一年升任山西省委常委。同年为同一届省委班子送上两名常委，吕梁出官一时成为传奇，然而只有少数人知道，这背后有着非常大的利益输送。

2011年，联盛与北大青鸟联手入股吕梁市属国营煤矿离柳集团。年代久远的离柳集团能获得青睐，是因为获得了价值百亿的焦煤新井田，这一合作正是杜善学在任期间批准，但随后煤炭经济一路下滑，这一合作最终流产，合作帐户转而成为资金来往渠道。据邢的密友介绍，邢利斌曾在终止合作前，向北大青鸟合作账户打入巨额资金。

煤老板与地方领导拉近关系不遗余力。影响力不如邢利斌的煤老板们，利用当年公选县长的机会，也将自己的代言人推上了主政一方的县长职务。

2010年，一篇《一顶乌纱帽千万雪花银》的网贴，用第一人称的语气，披露了当地商人对官员投资的秘闻。

自称副县长的文章作者在2009年筹资400多万角逐吕梁市8县县长公选，却因资金在前两轮中花完败出，官财两空，文章称最后胜出者花费至少在千万以上，背后均有强大的财团支持。

2009年，吕梁市计划从13个县中公开推选8名县长，第一轮先在各县推选出优秀的副县级候选人。其中大县推3名，小县推2名。

市委放手组织公开推选，令诸多干部兴奋，尤其是一些多年在县里工作的实力派干部。但从第二轮起，要在四大班子和全市市直单位一把手约一百多人中，再次票选的新轮推选，让一些长期在基层工作的人员开始感到，“这就不是属于我们的游戏了”。

果然第二轮推选之时，离石饭店人满为患，有的人不得不在一中午连吃数桌，以免被对方误会自已不给投票。在这一轮之后，组织了一次专家面试评审，但不知何故成绩未列为参考。最终8名胜出者，则由市委常委会投票决定。

据《中国经营报》报道，从县到市到常委，每票价格分别达到1万、10万和100万。

而胜出人选亦不出诸人意料，煤炭经济正在飞速上升的离石胜出3人，柳林胜出2人，包括曾经山西的经济第一强市孝义亦只胜出一人，剩下70%的贫国县区则全军覆没。多位参与者向笔者感叹，市场规律在此得到忠实体现。

对正在发生的一切，聂春玉作为始作俑者，其态度更为各界诟病。某县一位副书记，工作上的能力等各方面条件都较出众，推选当年恰好研究生毕业，但毕业证要到9月底才印发，即使学校已开具了证明，聂依然将其资格取消。推选即将结束，毕业证统一印发，这位副书记闯进市委找到聂春玉“理论”。

进入2014年，吕梁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更大，吕梁的经济下滑在全省也是最快的，全市规模以上亏损企业截止八月底达到271户，企业亏损总额达到61.4亿元，规模以上停产企业117户，其中煤炭相关企业92户，占停产企业的78.6%。

煤焦企业纷纷因为亏损停产，经济结构单一，依赖煤焦铁的吕梁市，正在面临最艰难的时刻，每吨钢材只有10多元的利润，而受互保影响，从联盛今年重整之时起，银行的大面积抽贷造成许多企业资金链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。

4月15日，北角羊村村民手提分类垃圾桶去倒垃圾。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林凤斌摄

生活垃圾太多造成清运负担，收获季节大量尾菜叶无法处置，生活粪污收集处理成本比较高……可降解固废处理是农村环境整改治理的一大难点。定州市聚焦“垃圾、污水、厕所”，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，以杨家庄乡为试点，以零污染村庄创建为抓手，将厨余垃圾、尾菜叶、厕所粪污收集起来进行发酵堆肥，用于农产品有机种植，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，实现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。

4月15日，在北角羊村，笔者发现村里村外都没有垃圾乱堆乱放现象，大街小巷干净整洁。在各个垃圾存放点，垃圾桶有绿、黑两种颜色。前来丢垃圾的村民也会将垃圾分类投入颜色对应的大垃圾桶。

“绿色垃圾桶装的是剩饭、菜叶等易腐垃圾，黑色垃圾桶装的是玻璃、陶瓷等其他垃圾。村民在家里已将垃圾进行分类。”该村党支部书记刘洁说，“去年开始，我们村在全乡率先创建零污染村庄，生活垃圾分类便是其中的举措之一。”

刘洁介绍，村里生活垃圾虽说早已实现“村收集、乡转运、市处理”的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，但由于村里垃圾量大，垃圾桶倒满后，村民只能把垃圾倾倒在周围地上，形成垃圾堆。天气热起来后，垃圾点的气味非常难闻，周边村民意见很大。桶里的垃圾市里统一转运处理，剩余的则由村里负责，运到乡里转运站。据统计，该村每天自己转运的垃圾平均达12立方米。

开始创建零污染村庄后，北角羊村着眼于垃圾减量化，进行分类处置。该村动员村民，设立废品收购点，对纸箱、啤酒瓶、塑料、泡沫板等可再生资源进行回收。同时，将垃圾桶分为两类，绿色垃圾桶里的易腐垃圾作为资源，由有机肥生产企业清运；黑色垃圾桶里的其他垃圾则由市里集中转运。该村为每户村民分发绿、黑两色手提垃圾桶，以便村民在家里提前把垃圾分好类。

“现在有了手提垃圾桶，垃圾分类装，分类投放，一点儿也不费事，还不需要过多的担心袋子破了造成遗洒。”该村村民刘红伟说。

“如今垃圾分类已成为村民的自觉行为。”刘洁说，村里印发明白纸，村干部入户对垃圾分类进行广泛宣传，并将村民执行情况作为积分超市考核内容。同时，将垃圾分类纳入网格化管理，在全村按网格设立12个垃圾点，网格员担任村民垃圾分类监督员和责任人。

据介绍，北角羊村实行垃圾分类后，对可再生资源进行回收，让该村生活垃圾减少了约三分之一，垃圾点再也没再次出现垃圾积存现象。目前，杨家庄乡正在向全乡推广北角羊村的做法，开展零污染村庄创建。

4月16日，走进大涨村蒜黄生产基地，900多座蒜黄大棚整齐排列、井然有序。“我们村是定州的蒜黄种植专业村，全村560余户村民中有一半以上家庭都在从事蒜黄种植，高峰期全村每天收割运输蒜黄上百吨。”该村党支部书记王红立说。

蔬菜收获时往往产生大量菜叶和菜根。然而，大涨村蒜黄生产基地的棚前棚后及路边却没有一点尾菜。尾菜都去哪儿了？笔者在小洼里村外的一个农家肥堆肥场找到了答案。

在该堆肥场，300多米长的堆肥条垛共有4条，一台大型翻堆机在翻倒条垛里的发酵物。“发酵所需的尾菜、秸秆、粪污等原料全都来自周边村庄。”定州市鑫久农业机械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司占欣说，该公司在杨家庄乡流转的1000多亩耕地，底肥用的全都是这里生产的农家肥。

“最开始是为了治理村里蒜根对环境造成污染问题。”司占欣说，大涨村每年产生蒜根等尾菜高达3500吨。这些尾菜含水量高，不易处理，被村民顺手扔在路边，影响交通和环境，气味还非常刺鼻，该村对此非常头疼。2019年，作为大涨村村民，司占欣在省、市农业农村部门支持下，建立了堆肥场。该村在蒜黄生产基地设置尾菜堆放点，每天产生的尾菜，堆肥场当天全部运走。

目前，司占欣的堆肥场年产农家肥2000多吨，杨家庄乡蔬菜种植培养面积高达1.4万亩，所产生的尾菜全被“消化”。

“使用这种农家肥，1000亩玉米1年能多收入40万元。”司占欣说，生产农家肥所需的人工、土地、运费和加工等成本总计约每吨210元。种植玉米使用农家肥的成本和使用化肥的成本大抵相当，但使用农家肥种植生产出的玉米价格高出市场平均价20%，每亩能多卖400多元。

据定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资源环境科科长王彦平介绍，去年以来，定州市发动种粮大户，又在大鹿庄乡、明月店镇等乡镇相继设立农家肥堆肥场，使全市农家肥堆肥场数量达到19个，年处理尾菜、秸秆、厨余垃圾、粪污等3万多吨。

在北角羊村的每个农家院里，都有一个圆形的盖子。“这盖子下，就是粪污收集池。冲厕后，粪污会进入收集池。村民只需一个电话，附近的大洼里粪污处理站便把吸污车开到家，把收集池清洗整理干净。一般1年清理1次就够了，1次只需10元上门费。”刘洁说。

厕所粪污治理是推进农村“厕所革命”的关键。定州市在粪污无害化处理基础上，积极地推进资源化利用。该市着眼于解决农村厕所粪污收集、储存、运输及利用问题，按照因地制宜、政府主导的原则，已在全市建立57座粪污处理站，实现所有乡（镇、街道）全覆盖。其中，杨家庄乡设立大洼里、吴羊平、大羊平等3个粪污处理站。

在大洼里粪污处理站，除了地面上多了几个排气管和粪污入口、出口外，和普通的草地并无二致。“我们站负责周边8个村的厕所粪污收集。下面的大三格式储存罐容积达200立方米，平均每个月清理两次，总计约360立方米。”该站站长张浩辉说。

这么多粪污清理出来后怎么样处理？王彦平说，由于距离远、分布分散，通过修建排污管道，将农村厕所粪污输送到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并不现实。所以，过去由第三方公司将收集的粪污运往城区污水处理厂，现在则就近运往堆肥场用于堆肥。

“粪污处理站的粪污都经过厌氧发酵，是非常好的堆肥原料。”司占欣说，杨家庄乡的3个粪污处理站每月能清理出1000多立方米的粪污，但仍不能够满足堆肥场需求，还需要从周边乡镇粪污处理站调运一部分。

据统计，定州市每年产生的农村厕所粪污高达22万吨，不算污水处理厂处理费用，以前仅清理转运费用就达2700多万元。现在实现了粪污就近资源化利用，打通农村“厕所革命”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全市每年仅转运费用就节省1100多万元，不但保护自然环境，还有效推动农业绿色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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